如果不读《报任安书》，就无法明白司马迁，也就无法明白司马迁著《史记》的真正用意。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自《报任安书》。司马迁原本可以一死，但他情愿忍受如此重大羞辱而活，他绝不只是为了活而活，像他这样的人，活着比死去更难。
任安，河南荥阳人，字少卿，有时也称《报任少卿书》。他是北军使者护军首领，受武帝疑太子蛊惑之祸而死，其冤程度堪比窦娥。在司马迁《田叔列传》中，褚先生详细记载了任安被冤死的经过。公元前91年，汉武帝令宠臣江充彻查蛊惑案，江充原本和太子刘据有嫌隙，江充就以蛊惑之名诬陷太子。逼得太子杀掉不得不反，太子求当时手握重兵的任安帮忙，任安左右为难拒绝帮太子。
太子和他母亲皇后卫子夫相继自杀，汉武帝赏赐参与追捕太子之人，而跟随太子或帮助太子的人全部被治罪。按理说，正是因为任安恪守自己的职责，太子才没有“造反”成功，但不久后武帝知道太子根本没有蛊惑之罪，更无造反之心。于是，汉武帝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前追捕太子的有罪，并且他责怪任安当时为什么不帮助太子，持观望观望态度，结果任安被判死刑。
根据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此之前任安给司马迁写过一份书信，希望司马迁能帮助朝廷举荐人才。如今任安遭此浩劫，司马迁为此写下了《报任安书》，“曩（nǎng）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
太史公给任安回书的时候，任安是否已经被执行死刑，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为让司马迁更富有人情味辩护，因为不管任安还没有被执行，司马迁应该做点什么？如果任安被执行，司马迁应该悼念一下，结果《报任安书》全篇都是太史公自己的满腹悲愤。其实，没有必要苛责太史公，任安尚且如此，普通人更不用说了。在这样反复无常的统治下，人的生命犹如蝼蚁，这才是知识点。
据《田叔列传》褚先生补充：“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後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这段话讲的就是任安“知进而不知退”，不学习范蠡，反成“后进者慎戒之”。
太史公不一定认为任安属于“后进者慎戒之”，《报任安书》更像是写给天下人的一卷书。“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太史公想说，但又能和谁说呢？谁能理解呢？“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yuè）己者容。”伯牙不是不想鼓琴，而是没有知音。太史公何尝不是，不是不想说，而是无人可说，与其说给看不到的任安，还不如说说给自己。在一个黑暗的城邦之中，伟大的灵魂没有知音，能读到太史公的《报任安书》是人生幸事。
“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随和”是举世罕见的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的合称，比喻有这样才能得人极为罕见。“由夷”是指许由和伯夷，品德极其高尚。这样的人都“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理由是“若仆大质已亏缺矣。”
接下来，司马迁写了为何迟迟回信的原因，我们也知道此时任安应该被投在监狱里，等候问斩。“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在这里，司马迁先给出君子的标准，分别是智慧、仁爱、义、勇敢和名声。“故祸莫憯（cǎn）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最大的祸就是贪图利益，最大的悲就是心灵受到伤害，最大的丑使先人受辱，最大的诟病莫过于受到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一旦受宫刑，就会受到所有人的嘲讽。
“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坐一车，孔子马上就离开卫国前往陈国；商鞅通过景太监而得以见到秦孝公，贤士赵良感到寒心；太监赵谈陪乘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这都是耻辱的事情。
人们一谈到“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一个自古以来被耻笑的群体，如今司马迁被迫加入这个被耻笑的群体当中，他哪有资格来举荐天下英豪，尽管朝廷缺人。人们好像不关心为什么？只关心是什么？
司马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将其分为分为“上之、次之、外之和下之”。他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能给君王提出忠言被采纳，或者有奇策赢得君主的信任，但却没有实现。次一点的理想是“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要么自己添补人才的空缺，要么推荐下=贤能之人，以免他们被埋没，结果也没有做到。
“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qiān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对外也没有做到可以建功立业，最次的哪怕自己光宗耀祖，也没有做到。有祖宗的庇护，自己身体还康健的时候都一事无成，如今沦落为“扫除之隶”，还敢“仰首伸眉，论列是非”，这不是轻视朝廷，羞辱君子吗？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司马迁也曾努力过，甚至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只求能效忠主上，一个“媚”字，让我们为太史公不值得。但这又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如此贬低自己，竟依然事与愿违。更没想到的是，司马迁还因为李陵之事受到牵连。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司马迁和李陵其实并不熟，甚至都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但司马迁很敬重李陵的为人。“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可以说是一流的人品，而且还“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今举事一不当”是司马迁想要表达的重点，哪怕退一步讲李陵之事有不当之处，但也不至于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司马迁称“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小时候听《杨家将》的故事，一门忠烈，。“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八王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流落番邦，五郎出家出家五台山，七郎被潘贼乱箭射死高杆上，射了一百单三箭，七十二箭透心穿，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只剩下一个六郎。”
老将军杨继业硬死不投降，而且是头碰李陵碑，表达了自己绝不做李陵这样的人。老将军死的非常悲壮，可能他没有看过《报任安书》。李陵并非真投降，就连后来的汉武帝也清楚，李陵完全是被自己的同行联合绞杀，并且使汉武帝信以为真。这才是司马迁最大的心痛，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厌恶李陵呢？因为他的人品一流和功勋卓著，遭人嫉妒。
后来，汉武帝派卫青的刀把子公孙敖去迎接在匈奴的李陵，司马迁评价过卫青这个人，军事才能没问题，但心胸狭隘，缺乏大将风度。他的刀把子兄弟公孙敖非常嫉妒李陵，汉武帝竟然让这么一个人去迎接假投降的李陵。结果公孙敖谎称李陵已经为匈奴人练兵，汉武帝一气之下杀死了李陵的全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给了我们另外一条关键信心，“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武帝认为太史公名为李陵辩护，实则攻击诬陷贰师将军。《资治通鉴》同样记载：“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李陵在攻打匈奴之前，武帝先是一番二百五的操作，他命令贰师将军李广利为这次攻打匈奴的主将，目的是让李广利迅速建功。此时，卫青、霍去病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班底子还在，所以武帝想通过李广利遥控军队，命令李陵负责给李广利押运粮草。但李陵自告奋勇可以带一些人牵制匈奴，武帝称没有马匹，他就是担心李陵抢了李广利的功劳，攻打匈奴没有马，这不是闹着玩吗？武帝就是想让李陵知难而退，但李陵称没有马也没问题，。
司马迁这一段“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言辞非常慷慨激昂，因为作为这次的主将李广利在拥有马匹，而且兵力八万的情况下被匈奴打的更惨。司马迁一个字没提这件事，也是担心神经过敏的武帝面子上挂不住，但没想到还是触动了武帝脆弱的神经。
司马迁被定“诬罔”之罪肯定不实，“而为李陵游说”却是确有其事。这实际上也是犯了皇权之大忌，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才会被称之为“游说”。因此，太史公一开始就宣称自己和李陵并没有什么私交，一来是从这个人的为人上为其辩护；二来是从李陵的假投降为其辩护。“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诬上”这个罪名非常严重，尽管太史公这个罪完全不成立，但武帝的脸面确实挂不住，因此只能是“诬上”。不论司马迁的主观动机如何好？但客观事实是武帝面子受辱的感受是真，这种罪也不需要审理，武帝的面子就摆在那里，直接下监狱。
司马迁下到监狱之后，还有一个机会不需要受刑，毕竟攻打匈奴失败，皇帝颜面尽管是最大的事情，但钱从哪里来？也算是皇恩浩荡，罪犯如果有钱，就可以免去刑罚，同时钱的问题也解决了。可惜太史公这样的官员不仅“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且“交游莫救”；最后还“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太史公形容自己深幽囹圄，置于蚕室，犹如案板上的鱼动弹不得，更不幸地是人非木石。
司马迁的最终判决是死刑，不过当时可以用宫刑代替死刑。实际上，宫刑比死刑更残酷，“士可杀不可辱”，老百姓才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据说，司马迁因为接受宫刑而被拒绝进入祖坟，这是对死人最大的惩罚。司马迁之所以愿意接受人世间最大的耻辱，并痛苦地活着，就是因为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修著《史记》。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这一段司马迁表达了自己对生和死的看法，如果一死了之，死就会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自己还不能和那些有气节的人相比，如果就这么一死，不仅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还会留下他罪有应得的笑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
司马迁在这里为我们讲了十种耻辱：前四个是不辱，后六个是受辱。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这句话非常值得说明一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其原文是“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抚式”是乘车的一种礼仪，庶人一般不会乘车，因此也没必要行礼。至于为什么刑不上大夫呢？因为刑人不在君侧，也就是说大夫一旦被新刑，就不能再见到君了，因为这也属于违背礼。这里的“刑”主要是指“墨、劓、剕、宫和大辟”，大辟就不要说了，死刑，其它四种刑罚的人都不允许见君王。
古代并非完全“刑不上大夫”，除了“五刑”之外还有其它的刑是可以上大夫的。另外，孔子的弟子冉求提出一个困惑，大夫犯了“五刑”的罪，怎么办？孔子给了一个答案，简单地就两个字“自尽”。一方面体现这不是君主的命令，君主下达这样的命令显得君主不仁慈，所以一定要为君主考虑；另一方面也算是保住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汉代基本上遵守的就是这样的规矩，大臣犯了罪，最好抓紧自杀。既为皇帝考虑，皇帝不判乃失职，判又不显得不仁慈；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名誉，虽有罪但依然有气节，就不算有罪了，甚至还可以算为清白。
因此，司马迁才说“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司马迁自杀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至少还算是一种有气节的表现。司马迁《酷吏列传》里面，很多酷吏都选择自杀，或多或少也有这个原因。庶人犯罪就不需要自杀，按罪量刑，也不丢人。
司马迁不是庶人，他家世世代代为史官，尽管此时的史官位置非常卑微。用他自己的说就是：“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顶着如此大的洪流选择宫刑，真的需要什么样的勇气，而且他自己都清楚，“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后就不是史官了，有人说皇帝依然重用他，并使他担任中书令，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宦官。司马迁对宦官原本就就有极大地成见，这种成见并非司马迁主观之成见，而是大家普遍都这样认为，并称其为“死太监”。因此，这无疑是继续羞辱，这也能理解司马迁为何“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精神备受折磨，宫刑之辱后活着，但确实自己最讨厌的人。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这一段论述的特别精彩，猛虎深陷槛阱之中，最后也会变得摇尾而求食，因为长时间的威力和约束，猛虎都被驯服了。由此可见，画地为牢和削木为吏，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定计于鲜”是指有自己的立场并且还十分鲜明，士可杀不可辱。
司马迁“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犹如猛虎落入槛阱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和猛虎的对待一样，长时间的威吓与禁闭，到了这个时候还谈大夫不受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常说“虎落平阳被犬欺”，落架凤凰不如鸡。”猛虎、凤凰被长时间的威吓与禁闭，他们身上的气节迟早会被磨灭。刑罚对大夫们的精神摧残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失去了自裁的机会，接受刑罚就是接受羞辱地活着。
姬昌、李斯、韩信、彭越、张敖、窦婴、季布和灌夫，这些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大丈夫自裁未必一定勇敢，受辱也不一定就是怯懦，形势所逼，强和弱亦如此。“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司马迁反对刑上大夫，因为这样做容易让大夫们失去气节，但现实好像不是这样，很多大夫还是被用了刑，与其受这样的侮辱还不如自裁。司马迁也不认同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死看似保留了所谓的气节，实则死的犹如鸿毛。古往今来谁还没有受过辱，不能因为不肯受辱而自裁，这样的自裁意义不大。
我们今天看不起贪生怕死，司马迁认为“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这更符合人之常情。“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义理者”就是认为人不能贪生怕死，实际上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激”这个字很形象，看似“义理”，实则被“激”。
司马迁虽然父母都已过世，但还是有妻子，他的妻子叫柳倩娘，飞将军李广的外孙女，李陵的表妹。并且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名叫司马英，嫁到弘农郡杨氏做了杨敞之妻。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杨恽，也就是司马迁的外孙，正是因为杨恽，《史记》才得以传世。
杨敞做过汉朝的宰相，从杨敞开始他们家族一共出了120位宰相，达到尚书级别的人更是上千之多，妃子娘娘不可胜数，非常有名的如杨贵妃。另外，武则天的母亲也是弘农杨氏的闺女；隋朝的皇帝隋文帝杨坚也是司马英与杨敞的后代；《三国志》里的杨修，最有意思的是宋朝的杨令公一家人也是出自弘农杨氏；大文豪杨万里……都出自弘农杨氏，司马英被后世的弘农杨氏尊为“一世祖母”。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勇敢的人没必要通过死来证明自己的气节，事实上这不是勇敢，死容易，活着更难，反而更勇敢。因为知道活下去的艰难，还不如获得一个所谓的义名。这种人实际上是怯夫，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为了义的虚名，并且还勉励自己。
司马迁也怯懦，但他想苟活在世，倒不是不知道选择贪生怕死的下场。“奴隶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奴隶和婢妾尚且不愿意苟且偷生，我怎么能说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呢？“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没气节自裁，竟以“文采不表于后”为由，就是懦弱，实际上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在《太史公自序》中讲的更明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中国尤其汉代以孝为伦理，司马迁如果自裁，看似有气节，却严重的违背他父亲的遗愿，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看。司马迁承受的压力无法想象，而这种真实的情感也只能在《史记》中表达。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一段话在《太史公自序》也讲过，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片段之一。在此也印证了司马迁内心的感受，“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史家之绝唱”的意义也在于此，他的经历不可复制，《史记》也就无法复制。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看似这样的事情谁都能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千古文章一大抄”，但并不是谁能成为司马迁。甚至后人在博学上，文学造诣上有超过司马迁者，但依然不能著成《史记》。
“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这也人们能做到，人们做不到的是“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通经致用，当时的人们在经书上都有造诣，但迫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形势，大多数人的“通经致用”最后只能是帮助帝王粉饰天下的工具，因此就很难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也就是批判性。正如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里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弊端，孔子的理想也只是将其“仁”的思想为天下服务，所谓天下就是天子的天下。因此，后世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工具，所谓仁人志士不过是天子忠实的鹰犬。
司马迁原本也想成为这样一个人，甚至不惜“媚”上，但事与愿违，不能成为效忠朝廷的人，反而可以为自己的思想而活“成一家之言”。据说，司马迁写过《武帝本纪》，武帝看后“怒而削之”，虽然那我们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和从前的“媚”上完全对立。好在司马迁还有《封禅书》，后人就是根据《封禅书》而写的《武帝本纪》。
武帝将封禅视为他人生最大的事情，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因为没有参加武帝的封禅抑郁而死。按理说，史官是最有资格参加武帝的封禅仪式，毕竟这是要被记载到史书上。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对武帝进行了讽刺，“名为封禅，实为追求长生不老。”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哪怕被千万次的侮辱，他也不后悔。他只是希望将来有识之士读到《史记》后可以明白。读《史记》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读司马迁这个人，也是读我们自己，人生在世十之八九不如意，被误解、被冤枉、被侮辱等等，但依然可以心中有梦，心中有理想，并且依然可以为此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