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一旦开始，腐败就开始了。权力只是外在表现，如果不从人性上理解腐败，也就无法从制度上惩治腐败，因为任何制度惩治都无法惩治人性。
关于腐败的定义“权钱交易”，实际上依然停留在现象上，而非实质。因此如何惩治腐败，就只能取决于权力对资源的的控制和分权制衡的程度。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如何分配和权力如何彼此制衡？
西方的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解决权力如何分配和权力如何彼此制衡问题。除此之外，媒体还独立于三权之外，这就是对人性不认可的结果。即便总统本身，首先也是一个自私之人，因此更需要被监督，而媒体只有独立，才有可能使权力的拥有者在利用资源方面公开化和透明化。
所谓腐败，不就是私下操作吗？所以谁来公开很重要，媒体只要不为任何人利用，这样的公开才被称之为反腐败，否则腐败就有可能变成权力争斗的结果。不可否认，媒体有时候也会被权力者利用，毕竟人性自私，媒体人也一样。
另外，腐败和民主也有关系，一般来说民主程度高的国家，腐败程度相对低，但不会绝迹，而极权专制的政体，腐败程度则非常高，并且腐败的范围也特别广。
腐败绝不仅限于官场，这说明权力的外延可以涉及到其它任何领域，比如学术腐败。另外，西方几乎不存在“护工”这一说，实际上它也和腐败有关，每一个护工的一部分收入都被医院的权力者“合法”地剥夺了。实际上，“护工”现象本身就是腐败，既然有护士，为什么还要护工呢？那为什么老百姓感觉不到这种腐败呢？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家都去电影院看电影，突然有人站起来，结果最后大家都在站起来看，原本有座，但现在没有人坐，反而坐着的人被认为“不正常”。这和家长给教师“送礼”的道理一样，原本不送礼属于正常，结果正常的反而变成不正常。那么，它为什么属于腐败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收“礼”的教师敢公开自己的“礼物”，除非它收到的是真正的礼物，但有这样的家长吗？
公开化也不是说将权力拥有者的一切都公开，至少他的私生活属于他自己，但这种私生活不包括生活作风问题，因为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职务“潜规则”她人，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由此可见，制度很难解决腐败问题，但并不否认制度本身的价值，如果连制度都没有，那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权术，其结果更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