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称中国古代政府为“自私自利的政府”，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自身的统治能力很强，但社会事务管理能力特别弱。凡统治需要的都控制的十分严密，而社会需要的则又放任不管，因此对于前者历代对秦始皇抨击，对于后者有志者哀叹中国社会犹如一盘散沙。
鲁迅在《沙》中称：“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不忠于朝廷；吏役虽依靠衙署，却不爱护衙署。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结果全中国就成了一盘散沙。”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古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在宋以后尤其明清时期，地方政府政务也少的可怜，就更不要指望提供社会服务。
从秦到清，统治上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社会管理上则是一套自下而上的乡绅系统。尽管它在各个时代表现不同，其性质一样，汉代的豪强、魏晋隋唐的大族、两宋的主户和明清时期的缙绅，他是构成中国古代政治系统的另一扇翅膀。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下的官员大多数不太关心百姓事务，他们热衷官场上的权力斗争，他们对乡绅系统即依赖又防范控制，而民众大多数也不太关心政治权力，他们更关心乡里之间的传统和习惯。
关于民本思想，至少重民思想应该从西周开始，原因之一可能是农业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民，尤以孟子最为突出。秦汉以来历代皇帝基本延续这一思想，民不聊生也成了衡量皇帝的重要指标之一。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都是以服从君主专制为前提，或者说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皇帝专制不能对立，它只是君主专制的补充，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暴君的出现，主要则是以开明君主来体现民本，民本是为了颂圣。芸芸众生都是为了君主的统治而活，其全部生活只是围绕皇帝而展开，任何人都不具有人格独立。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但他们不知道，所以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而这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这个人是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依然不是一个自由人。”
中国古代政治的突出特点是伦理化，即我们常说的家长制。政治伦理化必导致政治的道德化和感情化，用道德观念评价政治，用感情支配政治行为。任何成文的规定却必须依据道德规范来制定，而且在效力上还不如道德规范。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人通常都会按照“大道理”办事，只要符合道德礼义，就可以抛开一切法度。总之，不是人服从制度，而是制度受到人的道德和情感的支配，因此皇帝个人的好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一方面人被物化成为工具，另一方面制度则被拟人化为偶像。在先秦时期，扮演这一政治偶像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辈讴歌的对象逐渐形成为一人贤愚决定天下的格局，最后面难免落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当中。
秦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劣没有人过于在意，反忠奸之争一直上演，这属于中央集权的结果，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责任却越来越向下转移。除了末代君主，历史上的皇帝无不圣明，最后的而结果是没有人对社会负责，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权力崇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