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翻检旧稿，发现一些读书笔记，觉得对读者，尤其是对信奉儒家的朋友或许会有启发，遂决定刊发于此。
郑家栋先生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被一些人尊称为“儒学大师”。后来因为帮助人偷渡获罪，出狱后他却成了JDT，而且与人合写了一本《从儒家到JDT》直陈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信仰JDJ以后已经实现了“生命的翻转”。以下是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信仰改变以后的部分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或许是与所谓“文化热”不无关系，我滋生了探讨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的浓厚兴趣。我为此奉献了罕见的热忱、执着、毅力、探索的勇气和每天工作到亮点没有任何节假日的时间。学术研究差不多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可是我灵性层面仍然得不到满足，即便是在矜持、吝啬的学术界把“名家”、“学者”、“儒家大师”一类名目堆砌在我头上的时候，事情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改变。对于我个人来说，频繁地应邀赴国外大学工作，一个很大的益处就是躲避周边生活的嘈杂和国人最擅长的那种是是非非的纠结，这反映出我的怯懦。可是灵魂深处的嘈杂是无法躲避的。超越的祈向，无条件的托付，生死的安顿，对于爱与信任的渴求，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宽恕的力量，真正摆脱虚妄执迷自欺“自义其义”的大自由大解放——我曾经期待通过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诠释来达成自己所寻求的；也曾热衷于所谓“儒耶对话”；甚至于在某一个时期转向释迦庄老。始终有一只手伸向我，那是神的手也是人的手，是耶稣JD带有疤痕的手，也是牧师传道人JDT弟兄姐妹的手。我有时似乎抓到了那只手，可是生活的激流又把我裹挟去了另一个方向。我终于挽住了那伸向我的手臂，并感受到脚下那坚实的土地，那是崖岸吗？(P87)
追索中国历史文化超越的价值源头，总感到有所欠缺，客观上不能够安立康德所谓“绝对命令”，主观上也不能够满足我所祈求的崇高与庄严。而儒家过分乐观的人性论，以为经由所谓修养功夫即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则难免导致人的僭越、自夸、自义其义。(P16,P17)
儒家有平等观念，那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意义上的平等。落实下来，则导致某种道德自夸，演化成人皆以为是尧舜，或人皆自称是尧舜。声讨他人，高屋建瓴，笔锋犀利，遣词用语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版的各种“主义”也无不争抢道德的桂冠。(P63)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批评现当代儒家，批评宋明儒家，却不敢批评孔子。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孔孟等人的人生教训到了宋代被教条化了，再往下来就只剩诡谲和权变，或者如牟宗三等人所从事的，构建一个形而上学的玄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说孔子及其人生教训是划破暗夜的“光”。可是，这光缺少了神圣的源头。儒家把基点安置于良知本体，人性之善，而人性又恰恰是乏善可陈的，并且也是靠不住的……没有一位当权者不期望自己得到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力，所以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不是顺应人的本性，而恰恰是阻抑和限制人性之恶。（P27）
当我突然意识到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伴随我数十年的《论语》居然被淡忘在脑后，谈不到为我提供任何精神上的支撑，我真是莫名惊诧！这一经验彻底改变了我。这是一次破产，一次精神领域的破产和清算。在此之前，《BIBLE》对于我在“亲近感”方面是始终不及《论语》的。我由此也理解何以历代文人大都是遵循进而孔子退而老庄的路径，落魄的、苦难中的人们大概是不容易想起孔子的。孔子儒家只是教导人们怎样进入这个世界，却没有教导人们如何疏离和躲避这个世界，更没有教导人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之外、之上获得支撑。(P60,61,62)
我原有的立场可以说是“改良主义”的，期望通过儒家与JDJ对话，与当代思潮对话，实现某种反省、更新和改良；其中特别关涉到儒家如何能够经由西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公义）的洗礼而又超越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成为JDT，意味着我承认《BIBLE》所讲述的不只是神学的真理，而且是历史的真实；也意味着我从儒家“大化流行”的存有论中反转出来，接受一位有情有义有位格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这也是生命的翻转。（P25）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人”，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局限性、“罪性”、不完全性，耶稣基督的神性就不会成为问题。儒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认定人的有限性并不是某种确定的有限性，而是可以转化、消解的，“人虽有限可无限”（牟宗三语），所以人性和神性之间不存在不可跨越的界限。JDJ强调“信”，儒释道则强调“悟”；“信”的背后是对于无限者的托付，“悟”则肯定作茧自缚的人心自有解脱的潜能和力量。英国诗人布莱克在一首很东方的诗作里讲到“瞬间即永恒”体现了所谓“东方智慧”的终极觉悟，它安顿了也消弭了有限与无限、世间与天堂之间的张力。(P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