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记载当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之后，当即宣告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结束。不过，自近代启蒙以来，人们开始不相信圣经所言，直到1879年“居鲁士圆柱”被发现，人们才再次重新评估《圣经》的内容。
居鲁士圆柱不仅证明《圣经》所言属实，而且还是人类目前发现最早有关“人权”的考古记录，即宗教自由权。如今，居鲁士圆柱还是伊朗和英国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居鲁士大帝所提倡的“人权”很快就传到希腊和随之而来的罗马，他们称之为“自然法”，而这也正是马里旦所说，即“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但国王们并不喜欢这些凌驾于他们个人意志之上的终极价值的正义论，二者博弈的结果就是《大宪章》的诞生。如果说居鲁士是第一个具有“人权”意识的君主，那么《大宪章》就是第一部具有人权意义的法案。
1689年，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权利宣言”，并制订为《权利法案》，它标志着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的权力。《权利法案》在英国相当于宪法作用，虽它还不是成文宪法，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1787年诞生的宪法，即《人权法案》。
法国大革命后不久，《人权宣言》颁布，它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其中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并且还阐明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原则。
拿破仑的军事扩张很快就将《人权法案》蹂躏成一张废纸，但他的失败也让欧洲需要重新考虑人权问题，虽仅限于欧洲，但很快就会波及到长期以来三角贸易中的黑人奴隶问题，以及殖民地本身的人权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成是欧洲革命一直遗留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结果，皆因欧洲内部之间彼此之间，一方在争取“人权”之时，往往是通过牺牲另一方的“人权”。
甘地在南非争取人权的成功，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印度复制“非暴力不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主义肆意践踏人权的高峰，联合国的成立就是基于全人类的人权基础之上，也包括战败国。战后由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主导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对后来世界人民争取、维护、改善和发展自己的人权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马丁路德金，还是曼德拉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推动者。
尽管如此，当代依然有很多地区在推动人权方面比较滞后，可能和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有关，像法国在帝国与共和摇摆了二百年才慢慢弄稳定下来；也可能和宗教信仰有关，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也可能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关，君君臣臣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