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自1835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毕生于中国福音事工。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和信靠，给内地会的建树和中国教会的产生，带来神丰富的祝福。
戴德生刚到中国的时候，他穿着西装讲道，但是他发现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讲道，而是他的服装，这让他立定心志做一个中国人，正如保罗所说：“向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1860年由于生病，他返回英国，经历了一段旷野期后，1865年6月25日他在伦敦呼吁成立中国内地会，这一年成为西方宣教重要的分界线，现代宣教的的时间可以追述到1792年，当时的克里威廉去了印度，他号称“现代宣教之父”，但是当时的宣教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直到1865年宣教才从沿海转入内地，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内地会也影响着世界各个地方，比如非洲宣教之父利文斯顿等。
1870年玛丽亚去世后十天，戴德生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在我灵的深处，我深切知道上帝准许所有的事情发生，自有神的美意，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知道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的重要，但神认为将她召回是好的，她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没有痛苦，对于独自劳苦的我亦未尝不好，我与神比从前更加亲近，所以不觉得孤单。”
玛莉亚去世一年后，戴德生爱上了珍妮，在当时这样的感情发展并不算急促，一方面戴德生有孩子需要人照顾，另一方面那时的死亡率极高。戴德生也向珍妮表达了玛莉亚会后的愿望，如果她被神接去，妻子希望他尽早结婚。戴德生再婚后，他们夫妻返回英国伦敦。
回到伦敦后，戴德生被邀请在一次大会上讲道，另一位被一同邀请是美国的慕迪。聚会时会众一起唱“飘送，飘送，福音随风飘送”这首诗歌，但戴德生非常严肃地告诉会众：“风不能将这个爱的故事飘送到地极的黑暗之处，希望遵行大使命的人把它带去。”
会后，戴德生和几位同工来到一张中国地图前，上面标注了九个还没有内地会工人去到的省份。于是，他们祷告求神派十八个人，一对对进入这九个省份去。在此期间，戴德生还说服很多人担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包括穆勒。
1872年，戴德生夫妇回到中国杭州。他希望中国信徒能担负起教会的大部分事工，并计划在1873年底之前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负责培养训练中国工人。
1875年，有二十名年青人对“十八名传道者”的祷告作出回应，戴德生给他们回信：“如果你们要做苦工，就不要求人的纪念，要讨神的喜悦，不要害怕得罪人，并要有充分的准备，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为主流血作见证。要乐于接受财物的损失，但在救人灵魂的事工上，你们肯定可以得到极大的收获，有不朽的冠冕为你们存留。”
1876年2月，在司布真牧师的一次布道会上，他们为三名来到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举行送别仪式。同年，还有六位女教士被派往中国。
1877年5月，在中国的各差会在上海召开一次联合会议。戴德生担心各差会因为宣教问题产生争辩，尤其担心翻译经文中“上帝”和“神”会引起纷争。因此，戴德生提前邀请四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提前为这次大会迫切祷告，结果这次大会协议多余争辩，而且内地会也被普遍接受。
戴德生在中国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岁(1905)高龄时，才息劳归主。那一年从上海到伦敦，都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思会，可见他是如何深受众人的尊重。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励传教士和基督徒:“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