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就社会思潮方面，大家还是可以达成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它还算不上纯粹的思想，它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民粹有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应该使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正因为如此，它就特别容易被某些人利用，比如阿根廷的庇隆，就是利用民粹主义得到大众拥护走出监狱并上台执政，而后使用武力有系统地破坏了作为民主之根本的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开始实施个人独裁。
就中国而言，除了本土在西方列强坚强利炮下兹生的民粹主义之外，比如天平天国和义和团，还有俄国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比如滥用暴力、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等等。
五四可谓是中国近现代民粹主义的第一次高峰，人们常常将该事件的合理性和暴力行为的不合理性混为一谈，甚至还遮蔽了暴力的残忍和犯罪特征。虽然暴力发生在爱国运动中，但二者毕竟不同，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作为侵犯具体个人为借口，否则公共生活必陷入野蛮。
梁漱溟就认为：“打伤人是现行犯，而且毋庸置疑，纵然曹章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之前，他仍然是自由身，任何人不能以至善或爱国的名义袭击他们，否则社会文明必将淹没，纵容放火预示着社会极大的不安。
胡适言：“学生在会议场上对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表示出极大的权威压制，这就不是民治精神，而是暴民专制，民治精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发表。”学生们当然可以游行，提出自己的要求，但他们不具有实施暴力的合法依据。否则就容易变成“谁能打胜，谁就代表民意”的暴民政权，这又回到了“成王败寇”的观念中，而非公民理论。
采取暴力的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必要性，都是不文明的表现，而这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滥用私刑剥夺他人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暴力，只能导致社会退步和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当中。
当年义和团大概杀了几百个所谓的洋人引发八国联军，实则大多数都是关心中国民众的宣教士，但他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多达好几万中国人，就是因为无知的义和团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但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结果。
社会进化论强化了民粹主义，凡穷人都是地主或资本家剥削的结果，以至于“地主”这个词语都极具贬义之意。但就中国历史而言，地主是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下自然形成的结果，大多数所谓地主的土地基本上是通过继承和购买获得，并且他们善于经营，因此消灭地主无疑消灭善于经营农业经济的企业家，而且还连地主家的少爷和小姐一起收拾，这就更不人性了。
腐败问题更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发展，所谓的“富人”，人们通常第一个念头是他们的“第一桶金”肯定来路不明，诸如强拆的恶霸、黑心煤老板、坑害股民的枭雄等等，如今更是被现代网络无限宣传和扩大，导致民众对社会极为不满。因此，才有“炮打茅以升”事件的发生，“替富人说话”者一定收了富人的好处费，但茅老为富人说话并不等于对穷人没有怜悯，而是作为人都首先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如果富人贪赃枉法，当然要严加惩办，但不代表富人没有基本的权利。
在我们的社会中，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不管是前几年上海的“杨佳案”，还是湖北的“邓玉娇案”，二者或多或少都受到民粹情绪对法律的干扰。如果法律太迁就民意，法制就难以实现。当你欢呼舆论审判胜利之日，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也会临到你。
民粹主义极端平民化，甚至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人之穷可能有富人剥削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笔者从小在农村长大，很多所谓的农村穷人，大多数都属于馋懒一体的“二流子”。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懒还想天天过安逸的生活，最后却将病症归咎于社会进化史上的阶级剥削制度。
有些制度的肯定有不合理的原因，比如有钱人为何能优先享有对资源的占有，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贿赂资源分配者，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官商结合，所以反腐就是要切断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因此相对有效的制度不仅要有透明的监督机制，而且还要去实施，一旦发现“黑心棉”，所有参与者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惩治。
即便如此，有时候也难平民意，像“假疫苗事件”，只会强化民粹主义，而民意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会激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但如果再无法扼住这种极不公平的现象，社会也会同样陷入混乱之中，非危言耸听，而是防患于未然不得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