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年道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也就是说即使在战争期间，埋葬在集中营里的人远大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只不过没有人歌颂他们，甚至选择忘记。
“集中营”这个词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被使用过，但那时候仅限于战俘，而第一次使用在本国的公民中则是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们的理由是“使用集中营可以避免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当局习惯将集中营建在修道院里面，被关押在里面的犯人，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被剥夺的自由分子”。使用劳动改造已不人道，但他们还经常被处以各种非人性的惩罚，有时候人类恐惧死亡，但对于他们而言，死亡或许是最好的解脱。没有鞋就穿上罐头盒，没有枕木他们就会成为垫脚石。女人们的命运更加悲惨，除了生理上遭受侮辱，劳动的强度一点不比男性差。
人性尽失，即使曾经的农奴劳动的时间也不会多于日出到日落，而且他们的礼拜日神圣不可侵犯。尽管他们是奴隶，但肚子是饱的，如果儿子以阶级斗争打死父亲，当局可以无罪释放，但一位无辜的裁缝顺手将使用完的针插到报纸上，却不小心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最后将面临恐怖罪的惩治。
大规模的镇压的意义是总能将隐藏很深的“漏网之鱼”抓住，没有平白无故放人之说，只有达不到目标决不罢休之理，而饥饿理论让人们很快就会掉进被事先布置好的陷进当中，因为饥饿特别容易驱使人犯罪，除非他有意识不愿意活下去，那么这也就达到了故意制造饥饿者的初衷了。
《一九八四》记载“党从来不会抓错人”，告密者也并非告密者，而是被告者的帮助者。全国到处都是蜘蛛网，谁也不晓得自己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缠住，即便待在家里也不安全。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唯一没有危险的事情就是告密。
砍头的行为尽管一次就可以成功，但有的人则会被反复使用。当然并非他的颈项太硬，而是事后发现判决的太轻，肉体的消失不会影响对其人格与灵魂的无限次羞辱。
对个人的迫害除了身体与灵魂之外，最可恶的还有就是对他们的狗必须严惩，理由是它们既不听领袖们的广播，又不读报纸，但却对自己的主人绝对忠城，完全就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国家公民”，而这种迫害也适应于十二岁以上的任何人。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呢？避免历史重演，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阻止“古拉格群岛”重返人间，如果需要付上代价，那也在所不惜，但如果我们拒绝如此行，那就意味着我们与这样的罪也一同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