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一人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是最常见的政体，但以色列则不同，他们惟一的统治者只有上帝，上帝也不需要继承人。正如基甸所说：“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
圣经虽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但实际上并非以色列没有王，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而是他们想像列国一样有地上的君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尽管长老们要求撒母耳设立的是君主制，但君主制伴随的危险就是君王成为偶像。后来，不论南国犹大还是北国以色列，君主多遭受先知的责备，这并不是说百姓做的一定比君王好，而是说人间的代理者不值得信赖，先知强烈呼吁人首先要信靠神。
上帝藉着众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在地上政体的标准不是君主与民主的对立，而是俗世和上帝的对立。因此，大卫统治的神权君主制才会被视为犹太政体的首选，这也是犹太人被流放后弥赛亚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他们希望有一位像大卫一样的受膏者带领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并设立神权君主制。
不过，鉴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沉痛教训，先知们虽然同意接受大卫式的神权君主制，但则要对君主进行限制，他们也不相信犹太公会描述的由71位长老构成的法庭，因为它也容易被王权压制。正是这种既同意接受神权政治统治，又强烈要求限制君主的诉求，形成了暂且我们称之为犹太宪政主义。
不同于犹太公会时期关于采纳神权政体的思辨观念，而这种观念在犹太人回归后也仅仅只是观念，犹太人回归自己的故土后根本就没有君主，也就谈不上限制君主，更谈不上暴君，他们真实的处境是该不该顺服外邦人的君主。
近代以来，西方认为神权政体其实是一种十分含混的政体，即使神统治，但神也需要在地上通过中介才能管理，这个中介有可能是君王，也有可能是团体等，但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们是如何确定从神那里获得在地上治理的权威呢？
以色列历史最为稳定发挥功能的是祭司，他们的职位获得属于世袭制，但他们的职责不能也不会延续到政治事务中。犹太人在大流放回归后确实想设立一位大祭司和君王并列，但大卫的苗裔所罗巴伯不久就从历史上消失不见了，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消失的理由，但或多或少应该和波斯人有关，他们不希望犹太人再有自己的君王，结果使祭司统治犹太人成为了可能。
但拉比们和很早就对祭司不满，这种不满主要表现在祭司职责的越权，拉比们认为博学者管理圣洁者，因为只有博学者通晓圣洁原则。这种不满的具体体现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的严重质疑。拉比们教导说：“某位大祭司一从圣殿出来，每个人都追随他。”
于是，拉比们提出了当时犹太人政治的首要原则应该是有效性，而神权政体也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旨在处理时局之需。换句话说，时局之需才是神权政体存在的理由，而现在时局明显不同了，甚至现代犹太人建国传统依据也来源于此。
简单地说，拉比们的时局之需实际上是接受外邦人的统治，或者说是政治模式，即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君主制；另外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且必须以信仰为前提，这也是犹太人虽然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但依然能坚持信仰的原因。对于犹太人来说，神就是他们的王，但地上的王不是神，他们只是神在地上使用的工具。
这一点和外邦人的观念差异巨大，比如罗马，他们认为向君主献祭只是表达自己的忠诚，但犹太人则认为这是崇拜假神。君王要敬畏神，而非成为神，将人神化是最邪恶的罪恶，即便大祭司也不例外。
大拉比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并终结了祭司们的神权政治，从此犹太人确立了律法和解释律法成为自己的核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