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常用“做蛋糕”和“切蛋糕”来比喻一国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做大蛋糕”意味着经济增长和总量扩张，“切好蛋糕”意味着合理分配和规则公平。
一般人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分配就会趋于公平，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却不这样看待，因为他们的理论往往是先基于人性的假设。比如经典的“经济人”假设，首先人是自利的，其次人是理性的，最后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切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
不过，这种人性的假设忽略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还有可能国家完全垄断生产和分配。于是，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其它一些假设，虽然不一定完全是对政治质疑者的回应，但至少是在不停地完善经济学中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宗教人和复杂人等不同的人性假设。
一般来说，国家和蛋糕可以总结出三条简单的法则：第一，没有国家时主要规则是抢蛋糕；第二，绝对主义国家主要规则是分蛋糕；第三，宪政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
没有国家基本相当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人们幸幸苦苦做出来的蛋糕极容易被抢走，完全是“强盗理论”，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蛋糕的受益者。
绝对主义国家的分配权力则掌握在君主手中，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不论你将蛋糕做的怎么样？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君主手中的权力剥夺的一干二净，更何况你做蛋糕的动机如果不是“单纯”地为了孝敬皇帝，那结果可能更危险。
绝对主义国家君主凭借手中权力自己制定规则，因此不公平显而易见，但立宪国家的首要任务则是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也就是常说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简单地说，立宪国家就是做蛋糕的人通过制度限制分蛋糕的权力，因此社会精英才会转行，不是挤破脑袋扮演“分蛋糕”的角色，而是也开始愿意进入“做蛋糕”的领域，而英国之所以有工业革命，就是因为他们很早明确了私人的产权。
实际上，国家与蛋糕的关系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二者彼此影响。因此，经济增长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政治学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来解决政治学中的某些问题。
就经济人的假设而言，正是因为人是自利的、理性的和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财产权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激励，如果个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就会马上乱套，而国家要做的就是先以保护个人财产为基本前提。或者说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才可以正常化。奥尔森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中也谈到，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就是破环产权制度。
除产权界定外，交易与经济自由和契约的强制执行也是“经济人”被激励的条件。前者是基于人的理性，后者是基于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时不允许伤害乙方为前提，而强制执行就意味着法制更健全，一旦发生像食品安全问题，人们为了最求效用最大化失去最基本的道德，法律就必须严厉惩戒。
正因为如此，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了某种经济模式，因为它不是在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而是掐住了经济的脖子，使其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哈耶克认为“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既带来效率，又带来自由。”他在《致命的自负》中也特别强调，如果政府不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似乎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财产就是对事物享有的权利，不公正则是对这种权利的侵犯。
道格拉斯.诺斯也有相同的观点，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他谈到“宪政规则于产权保护是经济繁荣的前提”。而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也表现出这种担心，他“特别担心权力的蜕化”，结果就会变成掠夺。
这也是休谟在《人性论》中为什么使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产权规范这一问题，甚至他在《英格兰史》一书中，将国家的昌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亚当.弗格森直接将野蛮人定义为“不知财产为何物的人”。亚当斯密则更直接，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对另一个动物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