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述是建立在他的“四因说”基础之上，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形成有四种原因，分别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目的因是最重要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理论》中提到，“人的目的因是善，最高的目的因就是最高善”。因此，他在《政治学》中先从最重要的目的因探索国家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国家并非简单地共同生活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以最高善为目的的团体。”人类既以善为目的因，国家亦以最高善为目的因，而政治学就是在这一目的指导下探求最适当体制的学问，而政府则是实行政治体制的机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适当的体制是哲学家执政，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和制更合理。实际上二者并不绝对，因为各自面临的环境不相同，柏拉图之所以认为哲学家执政，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面临波斯的危险，而亚里士多德则是马其顿扩张的历史背景。
近代哲学主要关注认识论和社会哲学，前者的奠基者是笛卡尔，后者打下基础的则是霍布斯，认识论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主。唯理论的代表有笛卡尔、斯宾格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经验论主要有洛克和休谟。
笛卡尔
霍布斯认为是民众“让渡”权利给政府，洛克的设想则是在一定期间内民众只是将自己的权利“信托”给政府，如果政府不能达成其目的，人们就可以重建新的政府。
在社会哲学上追随霍布斯的是卢梭，但他不认同霍布斯有关人类“自然状态”（原始状态）是战争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对受苦的他人具有怜悯之情，但这种“自然状态”会逐渐走向不平等的社会。因此，卢梭不提倡我们回到“自然状态”，而是试图寻找如何解决不平等的方法。
卢梭的大致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因契约而成立的社群，人们之所以设立政府，制定法律，主要是为了保障自由……如此看来，专制权力违反设置政府的用意，既不合理，又不能成为法律的根据和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原理。”
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面，他一直在尝试什么方法或原理能让人类社会从不合理的“拳头游戏”重回到“规则游戏”。而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他论述的则是“专制统治本质上没有任何依据。”实际上，两本书的目的一样，设计“合理社会”而取代“不合理社会”的终极原理是什么？即“权利的正当依据是契约”。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道：“众人缔结社会契约，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将自己置于公共意志的指导下创立共和国”。他认为“只有基于公共意志的共和国才是正当的国家。”
与“公共意志”相关的是“个人意志”和“全体意志”，个人意志指追求个体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全体意志指从个人意志出发，勉强形成综合，在全体意志中可能存在少数人和多数人利益冲突。公共意志则是追求市民共同利益的意志。
卢梭所说的“共和国”必须基于公共意志，而表面上打着“共和国”的旗帜，但却基于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意志的政府，就不具有正当性。相反，市民关心的应该是统治是否体现公共意志，而非反映出公共意志的要求，因为任何共和国都无法满足掩盖在“公共意志”下的“个人意志”或“全体意志”。
在卢梭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讨论过政府和市民的关系，社会契约、公共意志和法治国家不仅确立了人民主权原理，而且还为国家的正当性找到了根据。
近代哲学在社会哲学中，到卢梭这里算是完成质的飞跃，但鉴于近代认识论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社会哲学也只能期待新的思想出现。
十八世纪，康德提出解决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立的思想，即“先验观念”。康德的思想尽管非常晦涩难懂，但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认识世界的新窗户。
康德将理性处理的对象称为“理念”，它可以不借助感性和知性最终达到对事物整体的认识，也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康德认为“理念”超出经验认识的范围，其中自我、世界和神这三个对象被称为纯粹理念。简单地说，我们根本无法凭经验来认识诸如宇宙开始和尽头等问题。为此，康德使用“二律背反”来阐释这个道理。比如；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有限或者无限，这两个命题都可以成立。
所以，康德认为“理性的意义不在于从经验事实上把握世界样态，理性是为了明确道德行为，而理念则是为理性提供了按其目的行动的标准。”或者说，在认识论上他将“世界是什么”转移到“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善”的问题上。而在康德之前，哲学家们几乎难以将善和道德区分开。
近代哲学就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问题，从笛卡尔到康德，认识论追问的是主观能否正确认识客观；社会哲学从霍布斯到黑格尔，探讨的则是怎样的社会才是正当合理的社会。而在这两个领域之外，克尔凯郭尔提出了新问题，即“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说，“我”究竟是什么？而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哲学支流。
在社会哲学中，穆勒的功利主义算是近代哲学关于这一方面的高峰。当一谈到功利主义，人们可能觉得它只是为了个人幸福而牺牲他人的思想，或者政府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抛弃少数人的观点。
但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认为只有“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才是正当的功利性原理。功利主义实际上是要量化幸福，这样就可以确定在众多可能的行为中，哪一种产生的幸福最多。吊诡的是当每个人都试图增加自己的幸福量时，最终却会导致总体幸福量降低，这也是功利主义给人一种自私自利主义的感受。
功利主义给国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立法以达到幸福最大化，穆勒反对无政府主义，即国家没有任何的正当权力，同时他也不赞成绝对政府辩护者，实际上是批判霍布斯。作为一个自由的支持者，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实现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但穆勒认为并非“越自由越好”。无政府实际上是没有了法律，而没有法律的自由难道还是自由吗？
在穆勒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都可以”，而是“人在不妨碍他人追求幸福的情况下，追求自己固有的幸福”。现在看来，它是显而易见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觉察到，因为“我们对一个观点确定无疑”和“这个观点是确定无疑的”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密尔即穆勒
简单地说，功利主义是对自然权利观念的批评，或者说是对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天赋人权”的批评。尽管自然权利的说法很吸引人，但缺乏根本性的论据，或者说“在上帝面前”的论据在功利主义的眼中很不充分。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权利是“自明”的，但为何也有反对者呢？在边沁看来“权利是法律的小孩，而自然权利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穆勒非常支持边沁的观点，他既不接受自然权利，又不依靠所谓的传统权力，而是将一切都诉诸于功利。不过，亨利.西极威克也指出“尽管功利主义是正确的道德理论，但它最好秘而不宣。”他的理由是“如果普通人知道功利主义的正确性，他们可能就会以直接利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进行功利计算，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大多数人也会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能力不足或放大自己的利益做出很糟糕的计算。”
十九世纪下半叶，近代社会逐渐成熟，哲学也由近代过渡到现代。现代主义不仅在纯艺术上枝叶繁茂，而且在其它领域内也已经开花结果。但就认识和社会问题，依然是现代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及其代表作《悲剧的诞生》，他认为“希腊悲剧的意义在于肯定生存”。为此，他对近代文化尤其近代实证科学进行了批判。近代实证科学认为数据能正确反映客观情况，而这种态度实际上背离了古希腊悲剧的精神。
尼采
简单地说“任何童话式的故事，最后以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都不真实。或者说悲剧存在的意义所在，它不会也不能因为人的主观美好感受而被抹杀，普罗米斯修要想不断努力就必须承受困难。
尼采认识论的基本立场是“认识绝非主观对客观的描写，而是与欲求相关的价值解释。”他有一句名言“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尼采不仅拿理性开刀，而且还批评道德。尽管他同意叔本华关于“人生就是一种痛苦”的观点，但他不同意叔本华认为要想摆脱这些痛苦，人就要清心寡欲。他认为“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
在探讨主观一致的认识路上，因为尼采，之后有了巨大转变，其中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很有必要谈一谈。不论实证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共同的基础应该都是现象。
胡塞尔
胡塞尔的思想难度系数之高罕见，近现代哲学的难题主客观是否一致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基督教世界观逐渐丧失作为绝对权威的结果，胡塞尔要做的就是寻找达成人类共识的基础。他基于笛卡尔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悬置”的概念。
“因为我感到了幽灵的气息，所以我确信幽灵是存在的。”胡塞尔认为，我们先将“幽灵是否存在”这个前提悬置起来，在此基础上反省形成于意识内部的知觉经验，考察关于认识对象的认识结果的形成条件，这就是胡塞尔说的“还原”。
我们藉助笛卡尔的怀疑方法理解一下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的怀疑并不彻底，因为思维的主体依然还在，既“我思故我在”。胡塞尔要做的就是连思维的主体存在的信念也彻底怀疑，即他所提出的“悬置”起来，最后达到纯粹意识，也就是先验意识的领域，先于意识存在的领域。
在先验的、纯粹的意识领域里，思维和意识是盲目和随机的，没有任何主体存在，世界就像一片混沌，就像存在主义哲学萨特说的，如果没有“我”这个主体，意识就空气中的一缕青烟，就像一个外在于人和世界的幽灵一样，它无影无相、却又不敢寂寞、四处游荡，它就是虚无。这种虚无的意识和人结合之后，就赋予人以意义，这是萨特名著《存在与虚无》的一个内涵，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
海德格尔也是使用现象学的方法审视人类的存在，他的著《存在与时间》虽没有完稿，但依然是存在主义的经典之作。他是少有的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哲学家，仅次于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认为“未来的思考不再是哲学思辨，思辨正在走下坡路，陷入了目前这种本质的贫穷之中，思辨将会把所有语言集中在那个简单的神话之中。”
就存在主义的思想，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承认其价值意义，但就如何理解其价值意义却十分困难，好在历史会渐渐给予证明。而大众在现代主义的迷雾中还不能看清楚明天的太阳之时，后现代主义就迫不及待地插上了自己的翅膀。后现代简单地说就是否定一切，包括现代主义，它强烈地反对权力、制度和普遍性。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世界，重点是人类自身，以设计合理的制度。人们从普遍性出发，希望发现适合所有人的认识方式，尽管理论中看似可能，但现实中常常打脸不允许。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方式，或许他们更担心在现实中常常手忙脚乱。与其这样，还不如提前设计好一项避免犯错的规则，但规则往往也意味着限制自由，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极力挣脱这种规则的结果。
从某种以上，后现代有利于打破暴君的垄断统治，但也容易让暴君的神经更加敏感，反而促使了极权独裁化。人有其共性，所以哲学家才不遗余力寻找普遍性原则，但人各自有有其独特性，因此门派众多，我们还没有考虑人类自身生产方式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其实，人间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就认识而言本身，人与人之间也会差之千里。既要做到尊重所有人，还要顾及个体的需要，二者之间几乎无法同时满足。
或许只有此时此刻，我们才会稍微能理解一下宗教的意义，它的超越性在于人在此岸，但心在彼岸。虽不是放下全部头脑的挣扎，事实上也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放下，但至少能有一点时间让心获得宁静，就这一点现代人还不如古代，后现代人不如近代人。
打破永远属于容易的事情，重建或许千年都未必能做到。如果你能跳出其中，至少已经摸到了幸福的脉搏，但距离真正的天堂还有很长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