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之前，罗马帝国的凯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他们仅仅是罗马第一公民，代表国家元首。尽管是第一，但依然是公民。
戴克里先则将元首制改为君主制，并宣布自己是“主和神”。从此以后，元老院不仅名存实亡，而且他自己也完全和民众对立起来，而罗马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了，这就是东方的君主制度皇帝。在皇帝的眼中只有臣民，而臣民不过是奴隶的另一种称呼而已，一切都是皇恩浩荡，公民则不同。
《圣经》中记载了一件事情，亚哈王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拿伯以“敬畏耶和华，不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任何人。”结果亚哈王闷闷不乐，最后竟然使出恶计陷害义人拿伯，并夺得拿伯的葡萄园，而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
戴克里先以强权剥夺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其结果和另外一种情况没有公民意识带来的恶一样。从某种意义上看，戴克里先比亚哈还要坏，亚哈使用的是阴谋，而戴克里先则是阳谋。也正是因为如此，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逼迫才会达到顶峰，基督教所有书籍必须全部焚烧，对基督徒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处死。他是通过“立法”直接剥夺公民意识，而信仰又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
相比从来没有过公民意识的社会，而突然被剥夺去的公民更悲惨，因此欧洲西罗马之后的历史，可以简单地被称为“争取公民意识的历史”，而如今欧洲各国依然是以捍卫这种意识为己任，公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遗憾地是少了些拿伯敬畏耶和华的心。
即便从来没有过公民意识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一直被蒙蔽。一个人幸幸苦苦赚来的钱被人抢走，只要他生气就意味着他已经具有了公民意识，尽管他还不知道怎么办？一般来说，公民意识健全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概率比较低，而且一旦发生，坏人很快就会被绳之以法，公民损失的财产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而如果自认倒霉则说明公民社会不正常，并且它会越来越助长恶，最后连好人也做不成了，而独裁则是为这种恶提供环境。
人无论接不接受教育，都应该具有公民意识。它不仅仅只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性，而且只有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也才能十分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独裁者正好相反，他不仅极力否定人的公民意识，而且还将自己竭力打造成“神”。既否定了公民，又否定了自己，结果就是混乱。
国家要有元首，正如家庭也要有一个当家的一样，否则就会乱套。我们常说东西方家庭的区别在于东方属于“家长式”，西方属于“民主式”，其根源就在于东西方人的公民意识不同。尽管东方家长看起来好像更爱自己的儿女，但这种爱却让儿女感到十分压抑，就是因为中国式父母和皇帝相似，都没有公民意识，因此父母看起来来更像独裁者。
今天，中国家庭倒有了所谓的“民主”，但却不是公民意识之下的民主，因此今天孩子的独立，并非公民意识中的独立，因为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一定会尊重他人，但我们的孩子却常常目中无人，更像被宠坏了的皇帝，而这甚至比没有公民意识还要可怕，都想当皇帝还不如暂时做奴隶。
作为罗马第一公民的历代凯撒们，不论他们有多么瞧不上自己的百姓，但他依然知道自己和百姓一样，都是国家的公民，因此就公民本身的价值而言，凯撒和其他罗马公民没有区别。他既不能效法亚哈王夺拿伯的葡萄园，更不可能向中国古代的皇帝取经，“君叫臣死，否则就是不忠。”他只能做老实安分地做第一公民，而戴克里先则是打破了这一规则，看似短时间内自己可以洋洋得意，但其结果不会比亚哈王更好。而且就帝国本身而言，也会越来越糟糕。
从制度上剥夺人们的公民意识，属于违反人性之举，或者说是违反了让人为之人的原则，它很快就会引发罗马人内心的不安，而一旦这种不安具有普遍性，帝国就会马上开始摇摇欲坠，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苏联。
人类社会总是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类型，在亚哈王执政期间，我们不轻易鼓励人们成为拿伯，但如果全社会连一个拿伯也没有，也实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好在我们看到上帝为义人拿伯伸冤，可见先知先觉者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即便死亡本身，依然属于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即我们常说的“宁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所以为人父母者若爱自己的儿女，就要唤起他们的公民意识，只有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他才能在社会中获得所谓的成功。除此之外，父母也要褪去自己身上家长式的独裁，儿女非父母的臣民，除非你希望他一辈子是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