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7年，英国议会发表声明，称议会多数人可以通过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法律。阿克顿爵士在《自由的历史》中回应：“这样的主张摧毁了英国祖先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理想的本质，挖空了英格兰众先贤和爱国者们为之捐躯的自由精神。”
简单地说，英国议会虽结束了专权，但自己却变成了专权者。因此，新殖民地的人们正是在接受前者的基础上和后者对抗，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英国议会竟没有新殖民地的代表。
当时，这个即将成为新国家的地方，尽管在很多方面都非常落后，但他们却可以自豪地说：“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独占鳌头。”实际上，新殖民地的要求完全是以英国臣民应享有的权力为根据，但他们却发现当时英国所谓的宪法，根本不可能反驳议会的要求，所以他们意识到必须对英国的宪法进行必要的补充。
他们认为，必须有一部“固定的宪法”是任何自由政府所必须，而在他们熟悉的历史中已经有过尝试，即《五月花号公约》，它是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来界定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任何人和机构一旦宣称什么都是法律，他们就不会称之为“宪法”。因此，宪法就被设定为使人民免受一切专断行动之侵害的保障，而不管这种专断来自立法机关或者政府其它部门。
也就是说，宪法的依据使来自于更具有普遍性并且更高的权威规则，而由此来支配所谓的代理性权力机关。这种由普遍性指导日常的立法原则，它被称之为自然法原则，而立法机关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时，必须受到这种更为普遍性原则的约束和限制，我们称之为“宪法就意味着受限制的政府”。
为了便于理解，通俗地可以这样认为，制宪机构不能通过任何具体的单个法律，因为宪法就其本来的思想而言，它是要订下一整套原则以保障臣民能拥有与享用自己的权力，不受执政当局的侵犯。
至于被授予权力的人之所以被选中，因为大家认为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对，而不是凡是做什么都对，但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却将这样的限制说成是“反民主”。殊不知若不限制被授予权力之人的权力，人民才会遭殃，而这也是保护人民唯一的方式。因此，宪法无论在何处，都需要把不可侵犯个人权利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中，或者直接单独形成一些权利法案。正如马萨诸塞州宪法的人权法案所表示的，“政府是法律的政府而不是人的政府”。
在美国早期的一些人权法案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它在《独立宣言》之前就起草并通过，它不仅是美国各州权利法案的蓝本，而且还是法国《人权宣言》的蓝本，并且还是欧洲各国类似文件的蓝本。
按理说，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应该将这些个人权利法案列入宪法之中，但他们一开就拒绝这样的要求。汉密尔顿再《联邦党人》解释的非常清楚，“权利法案在宪法中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还可能十分危险，因为本来就根本没有权力去做的事，为什么还要宣布不可以做呢？”举例说明一下，本来就没有授权可以对出版自由施加限制，那为什么要说对出版自由不得限制呢？这不是正中了有意篡权者的下怀了吗？
既然某项权力并没有授予，宪法就不应该荒谬地就防止滥用这项权力作出规定。宪法必然会授予政府权力，而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得到专门的保护，政府权力就有可能呢个被用来侵犯个人权力，这才是权利法案的核心所在。尽管个人有些权利在宪法中被提到，但多一个权利法案来补充这样做更好。有人这样来形容：“权利法案作为对人民真正交托给政府的那些权力的一个限制，无论在何时起作用，都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