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7日，欧洲议会将萨哈罗夫奖颁发给“五位阿拉伯之春活动家”，其中突尼斯的布瓦吉吉已于同年1月4日逝世，年仅二十七岁。
布瓦吉吉出生在突尼斯西迪布吉德的一座小镇，父亲在他三岁时因病去世，母亲改嫁叔父，总共兄妹七人。据媒体报道，他大学毕业后失业，但他其中的一个妹妹则表示他尚未从高中毕业。
在他去世之前，他主要在西迪布吉德的街上卖水果，每月赚取大约140美元，供应母亲、叔叔、弟弟、妹妹生活，还供应一位妹妹上大学。妹妹萨米亚表示，布瓦吉吉当时正努力工作以期能买下一台面包车。
2010年12月17日上午，一名四十五岁的女性市政官员菲达·哈姆迪以无照经营为由，与两名同事一同殴打布瓦吉吉，哈姆迪还对他甩巴掌、吐口水，没收他的电子磅秤，并推倒他的蔬果车，期间还对他去世的父亲和生病的叔叔进行侮辱。受到激怒的布瓦吉吉前往地方政府办公室投诉，但总督拒绝见他或听他投诉。
有人引述布瓦吉吉当时的话说：“如果你不见我，我就自焚。”尽管如此，还是不获接见。于是，布瓦吉吉购得一罐汽油（或两瓶油漆稀释剂），于当地时间上午11：30（距口角发生不到一小时），在当地政府大楼前用汽油淋在自己身上，并用火点燃。
在伊斯兰的信仰中，被女性侮辱更严重，而用火自焚的人会被咒诅，十八天后布瓦吉吉去世。据估计，有超过5000人参加他的送葬行列，队伍由西迪布吉德开始，途中经过布瓦吉吉的家乡，但警方并未允许队伍经过布瓦吉吉自焚之处。人群中有许多人吟诵道：“永别了，穆罕默德，我们会为你复仇。今天，我们为你哭泣。我们必让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哭泣。”
布瓦吉吉曾经在医院抢救时，总统本·阿里曾到治疗中心探望过他。这位自从1987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尽管也有所谓“民主式”的选举，不过每次高票当选总统的他更像是集权主义的代表，因为“布瓦吉吉事件”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很快就逃到了沙特。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史称“阿拉伯之春”。
在本·阿里离开突尼斯十一天后，埃及民众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活动。抗议示威活动波及埃及国内多座城市，其中尤以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结果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下台。
继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在2011年2月16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民众要求从已经统治长达四十二年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和进行民主变革。作为阿拉伯最大的军事独裁者卡扎菲气焰非常嚣张，结果在“利比亚战争”中，他成了“阿拉伯之春”唯一被击毙的在位领导人。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巴林的君主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分歧，但这并不足以撼动政权的存在。不过，当大规模群众起义爆发之时，这种潜在危机就容易变为公开危机，尽管最后民众的抗议在“半岛之盾”的镇压下得以平息，但以主导改独裁为为君主立宪制的萨尔曼却失败了。
2011年11月23日，在“阿拉伯之春”的燎原之下，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利和平移交给副总统，长达三十三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而叙利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叙利亚战争与利比亚战争几乎同时而起，但利比亚很早就翘了辫子，而叙利亚如今还硬挺着。巴沙尔靠着父亲修改宪法上台后，尽管有“大马士革之春”改革，但在“阿拉伯之春”燃烧后不久，他就变成了“叙利亚之冬”了。内战至今已造成47万人死亡，190万人受伤，近千万人流离失所，物质损失高达三千亿美元。
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结束了实行了19年的紧急状态；黎巴嫩则承诺提高40%的薪金；约旦国王解散首相里法伊并任命新政府；苏丹总统承诺不谋求连任到2015年；阿曼解散了所有部长，并宣布实行选举以产生立法机关；沙特国王进行了经济方面的让步，并批准妇女在未来2015年的舒拉议会和市政府选举投票；科威特内阁宣布辞职，首相纳赛尔下台；摩洛哥国王准许公投进行宪法改革，并作出政治让步。
“阿拉伯之春”到底是各自推翻极权实现了民主，还是实现了民主而却变成一盘散沙呢？有些国际评估结果显示，阿拉伯之春造成超过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基础设施损失高达9000亿美元，就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也未曾预料到。
布瓦吉吉的死已非常不幸，但更不幸地时为了改变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竟然搭上了更多的无辜生命，而且还未必能实现。制度的可恶纵然可怕，不过比起人性的可怕，有时候可能微不足道。一切不平等的根源都可以从人性之恶找到答案，人性之恶不仅在于一味地满足自己的贪婪和私欲，而且还在于人们始终不相信人性之恶。
极权主义固然是顽疾，甚至是恶性肿瘤，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时候当这个恶性肿瘤被解除后，而新的病毒也会很快侵蚀新的生命。前者是极权之下的假民主，而后者就有可能是穿着民主外衣的极权，因为民主改革如果不触及人性，结果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变革固然重要，但人性忏悔更重要。
